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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云那天正在菜市场和卖西红柿的小贩菜贩子砍价，突然电话响了，朋友告诉他获奖了，奖金50万，刘震云听完乐坏了，赶忙称了半袋西红柿回家，美滋滋的煮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面。果不其然，三个月后，“中国作家富豪榜”揭晓，刘震云凭借茅盾文学奖作品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光是办税就有160万，位居榜单第26位。此后，这个河南农村的穷光蛋也有了和冯小刚、王朔这样的商界大佬平起平坐的底气。1958年，刘震云出生在河南新乡，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，他便硬着头皮和父亲跑去镇上的饭馆里赊三个馒头，没想到却被厨子给狠狠羞辱了一通。他虽然愤怒，但也只能将羞辱全部和血吞下，毕竟怀里的三个馒头还得招待客人。78年，刘震云为了谋生打算和表哥一起到工地搬砖，但没想到那一年高考恢复了，刘震云也握着笔杆子去考场上碰碰运气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去就拿下了当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，从此以后刘震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。这个乡下的孩子跑去北京大学念中文系，当时教授讲了一条北大中文系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，可谁也没想到台下跟着鼓掌的刘震云会打破这条铁律。当时他从河南偏远的小县城来到北京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非常不适应。

当时北大的许多学生喜欢嚼口香糖，但他一直不知道大家在嚼什么，刘震云也不好意思问别人，直到大三他才无意中从舍友口中得知那是什么东西。直到刘震云成名后，他才开玩笑似地将这件事说了出来：“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大家在嚼什么，我只在村子里的牛棚中见过这个场景。”早年的贫穷虽然给他的童年烙上了一个疼痛的烙印，但好在他人生中遇见过不少贵人。从北大毕业后，刘震云被著名学者孙郁先生推荐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，言谈举止间满是书生气。但写作依旧是他最喜爱的工作，这个农民的孩子不遗余力地将儿时所见的乡土中国写成故事，他的目光总是聚焦中国底层最苦的那群人，字里行间没有丢失那一份质朴和良知。当然，这个时期，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。直到后来他遇见了冯小刚和王朔，当年王朔将刘震云写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推荐给了冯小刚。冯导看完这部书后就有了心结，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将这部书改编成电影，没想到他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居然耗费了近20年时间。刘震云曾说：“将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，就好比将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。”但偏偏刘震云的作品极其受到导演的偏爱，冯小刚为了让刘震云答应将《温故1942》改编成电影，请他到自己家中吃了十年饺子，而且每顿都得是徐帆亲自下厨包。久而久之两人也就成了朋友，也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，刘震云这个河南来的苦孩子才慢慢在京圈站稳了脚跟。1995年，冯小刚找到刘震云一起制作《一地鸡毛》，后来片子大火，刘震云分到了八万块钱，他高兴得带着全家人下馆子吃了一顿高级西餐——肯德基。

兜兜转转，世事变迁，现在的刘震云早已靠着一只笔杆子名利双收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。但若是问刘震云一生最得意的作品，无疑要数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乍一听这书名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其实故事很简单，就是三代人为了找一个“知心人”，离开又回来的故事。其实，人活一辈子特别简单纯粹，不图别的，只是想找个说得着话的人。“有的人从前说不着，过些年却说得着了；有的人从前说得着，说着说着却突然不说了。什么爱啊，亲情友情啊，也就是看说不说得着，真难过。”中国人骨子里就是闷闷的，总是将很深沉的情感藏起来，不习惯说些煽情的话，对父母对朋友都是凭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，有时候人一句话说到你心坎里，你就觉得对方是你的伯乐知音，你就愿意为了他去上刀山下火海。这或许是缘分，或许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，这种孤独感就像父母对孩子，朋友对朋友，恋人对恋人，你总在奢望有人不用你说一句话就可以摸透你的全部想法，仿佛他们说的一句话就顶旁人的一万句。而这些微妙的情感和独特的中国国情都被浓缩在一本小小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，若是你也少个说话的，不妨读读老刘朴实的文字，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个特别的知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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